与徽酒古镇高炉相距不过20余公里，同在涡河北岸的尉迟寺新石器时代遗址，在考古学上属于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晚期大汶口文化，被考古界公认为“中国原始第一村”。据考证，距今四、五千年以前，尉迟寺一带人口聚居，农业发达，酒文化盛行。涡淮流域酿酒历史由来已久，据相关史料推断，高炉酒即尉迟寺酒文化的延伸，而今的高炉酒仍然沿袭着传统的粮食酿制工艺，将五千年的酿酒文化薪火相传。
发达的农业 酿酒的基础
尉迟寺遗址的浮选结果揭示，炭化植物遗存的含量比较丰富，从中发现了大量的炭化植物种子，经鉴定其中近一半属于稻谷、粟和黍三种谷物的遗存，三种谷物和黍亚科合计占到了所有出土植物种子的97%。
由此说明，尉迟寺遗址在大汶口晚期已处于农业经济阶段，农业生产应该是当时人们物质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聚落农业文化，进入了迅速发展的时期，北方粟类作物向南方传播，南方的稻作文化向北方影响，并在皖北一带形成了交融。
尉迟寺遗址出土的农作物遗存、动植物资料及文化堆积层和出土的动物骨骼表明，距今五千年前，这里河湖相通，平原山地相间，植物茂盛，为古人类的生存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加上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光热资源丰富，给农业生产提供了可能。
在尉迟寺遗址房基倒塌的墙体中，考古人员发现了较多的稻壳拌泥痕迹，还发现粟类浮选标本与大米和小米，从而可以看出尉迟寺遗址的农业生产已经开始实行了多种谷物的种植制度，其中至少包括有水田农作物稻谷以及旱地农作物粟和黍这两类截然不同的谷物品种。
多种农作物的种植制度其意义不仅在于可以提高农业的总体产量，而且还在于能够减少粮食种植的危险系数，这也是当时农业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
有了先进的农业往往会不断聚集人群，进而形成非常密集的聚落群，建立在以农业为主的综合型经济生活基础上的原始定居群落，增加了劳动力，促进了农业的进步、粮食的富余，从而为酿酒的产生打下基础。
红烧土房 酿酒的土壤
遗址中的红烧土排房是我国迄今为止已经发现的最完整、最丰富、规模最大的史前建筑遗存，是我国原始建筑史上的瑰宝，无论是规模还是建筑形式，均为国内罕见。它们统一布局、统一规划、统一风格，内容丰富，有红烧土房基、墓葬以及灰坑、祭祀坑、兽坑、活动广场等遗址，功能齐全，规模巨大，是国内目前保存最为完整规模最大的原始社会新石器晚期聚落遗存，为当时人类最豪华的住宅，被史学界专家称为“可与金矿媲美的资源”。
由此可见，高级的房屋建设技艺从侧面反映出古老人类已经在材料选择、工具使用、生活标准以及火的应用上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尤其是在粮食富足、人口聚集、屋舍林立的条件下，那里的饮食文化必然走向多样，饮食种类不断丰富，像碗、钵、盆、罐、豆、瓶、杯、鼎、甑、鬹等生活用具已经比较普遍，从而为酿酒的发展提供了可能。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王吉怀研究员说：“在尉迟寺史前遗址大汶口文化晚期，这里的酒文化就非常盛行，据此可以把我国酒文化和酿酒业的历史再向前推进近1000年。”
酒具陶器 酿酒的证明
在尉迟寺史前遗址第十三次考古发掘现场，考古人员发现了大量原始人盛酒用的器具，原始先民在尉迟寺遗址生活，不仅建造了房屋，还加工了许多的器物，盘点尉迟寺遗址出土的器物，保存完好的大量容器以及20多件类型各异的酒具，有觚形杯、高柄杯、小陶杯和筒形杯等，这些酒具不仅形状各异，而且质地也各有不同。其中一种叫蛋壳陶的高筒杯做工尤为精细，杯壁如鸡蛋壳一样薄，是当时高规格的一种酒具。
当时，尉迟寺城郭里的人们，除了狩猎以外，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原始农耕。考古人员推测，估计是风调雨顺，城郭里堆积了大量的稻谷，在潮湿、高温的夏季，稻谷自然发酵，人们发现了可以喝的酒。有酒就要有盛酒的器皿，于是人们开始制作酒杯。从遗址中出土的容器分析，这类器物与酿酒和饮酒有关。
只有粮食有剩余才能进行酿酒，尉迟寺大量酒具的存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生产规模和生产水平。当时尉迟寺农业发达，人们不仅吃有粟米，喝有美酒，还可以狩猎捕鱼，食有鱼肉。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王吉怀研究员认为：“尉迟寺史前遗址发掘的情况表明，酒文化的盛行应该是在大汶口文化的晚期，因为酒的酿造与农业有着密切的关系，酿酒业的兴起只有在粮食有剩余的前提下才能进行。这些酒具的存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生产规模和生产水平，剩余粮食用来酿酒，说明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已能满足社会中非生活必需的消费。”
古镇徽酒 尉迟寺酒文化的延伸
古镇高炉自古就以“酒乡”著称，高炉的酿酒史可上溯2000多年，早在春秋时期，道教鼻祖老子曾沿涡河顺流而下，行至高炉，见此处土肥水美，民风淳朴，于是欣然驻足，开坊烧酒，诚招天下文人骚客，把酒临风，共叙人生宇宙，而“高炉家酒”的美誉也随着多情的涡河水，穿越时空，承载历史，广为流传。
从空间上看，高炉镇与尉迟寺遗址相去不过20余公里，均毗邻涡河，泱泱涡水将两个历史名镇连接起来，贯穿古今，留下千年酿酒遗迹，烘染古镇酒香。
从时间上看，高炉兴集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春秋战国时期，高炉集原为临河一小小店埠，河上坎有一家姓高的，砌一小洪炉，开个铁匠铺，为涡河往来客商，制些小农具或生活用品。久而久之，“高家炉”闻名遐迩，后来“高家炉”就成为这个店埠的代名词。此后一代枭雄，魏武大帝曹操胸怀一统江山之奇志，在高炉潜心练兵，为犒赏三军，特建高炉数座，酿出美酒以解将士训练、征战之疲劳，高炉古镇也由此得名。
从酿酒原料上看，高炉镇自古盛产小麦、大麦、豌豆、大米等，为酿酒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原料。据考证，高炉集一地，在三国时期就有二十多家酒坊；元朝时，高炉酒课(即税)在三千贯以上，位居全国第九位：酒税数目之大，可见酒产量之巨，酿酒业之盛；民国四十年(1925年)前，高炉城内有大小糟坊七十四家之多。其中“广和”糟坊月出酒三千余斤；“永源公”糟坊的酒，质好味醇，有“永源酒千里香”之说。直到解放前夕，城内还有三十多家酿酒糟坊。
据此可知，尉迟寺遗址时期酿酒业的产生与当时农业的繁荣是分不开的，而今的高炉酒仍然沿袭着传统的粮食酿制工艺，将五千年的酿酒文化薪火相传。由此可以判断，涡淮流域酿酒历史由来已久，高炉酒恰处在涡河流域，千余年历史的高炉古镇在漫长的岁月长河中积淀和传承着古老的酿酒文化，高炉家酒也在整个过程中氤氲熏染，发酵升腾，汇聚成甘美爽净的琼浆玉液。（王森 记者 曾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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