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这四十年，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谓是沧海桑田，最能体现发展成就的就是农民住房的改变。
我记事的时候，俺家是两间堂屋，一间厨房，都是麦秸苫顶的土墙房子。二十多平方米的堂屋，中间用高粱秸扎的房箔子一分为二。当门靠北墙是土坯垒的条几，条几前边放一张桌子，那张桌子简易得叫人难以忘记，四条腿四个横木条一张桌面，一摇乱晃。靠西墙铺一张床，比现在的学生床小点儿，用麻绳网的，俺俩姐睡。里间简直是实填，靠南墙垒几块土坯，上面放几块木板子，是我和弟弟做黄粱梦的地方，床东头是高粱箔子围成的红芋片囤，囤北边是一张抽屉桌子，紧挨着桌子是一张床，父母大人睡的。父母大人的床西头是个木柜——现在还在发挥着作用，木柜的南边放置一个水缸，里边放的是千想万想就是不能吃的麦子，水缸上边放的是红芋面。
唐山地震那年，趁着堂屋西山墙，父母亲用木棍和玉蜀黍秸搭一间仅能放下一张床的小屋，俩姐搬了进去。仔细回忆一下，顶多六个平方，九岁的我伸手就能摸着屋顶。某天晚上，大姐就着煤油灯写作业，不知道咋弄的，把房子戳着了，要不是父亲及时用木杈把草房拍倒泼上水，俺家的堂屋也可能就化成灰烬了。事情过去四十多年了，家庭聚会，每次提及这件事，二姐还都是心有余悸。
贫穷时代的日子，不堪回首，想起来叫人鼻子发酸，说起来叫人唏嘘不已。往事虽然凄惨，也是一种人生财富，时常回望一下，也是别有风味的。
“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改革的春风吹到俺庄两年后，父亲和母亲商量了几个半夜，决定在院子的南边盖三间大瓦房，父亲在学校工作，俺姐弟四个都上学，拉土的担子就落在了母亲的肩上，只有星期天，父亲和俺几个才能回家帮着拉土。每天清晨，东方的天空才露点白影儿，母亲就拉着驾车子顶着薄霜出发了。先用铁锨把上层的墒土翻到一边去，再用抓钩把底层的土刨起来，然后用铁锨把土装到架车子上，装满车了，搭上襻绳，牛犁地似的伸着脖子一步一颤地朝前挭，拉到家卸掉土，再去重复翻土掘土装车伸头弓腰的动作。头上染霜白，单衣挥铁锹，小雪迎风站，寒冽甩汗珠。冻烂了脸，冻肿了耳朵，冻裂了手，母亲拉了整整一个冬天，终于拉够了垒墙需要的土。母亲的肩膀真硬啊。
开春，请人打好地基，砌好基砖后，进入“打墙”阶段。在土上先撒一层麦秸，泼上水后，饧一会儿，用铁叉摔泥，把麦秸和泥摔均匀了，摔瓷实了，再挑起用力地拍上去。“打”尺把高，用叉子刷墙，刷平整了继续“打”，就这样叉着、摔着、挑着、拍着、刷着，直到夜幕覆盖住了一切才停止。吃剩馍的时候，父亲和母亲的胳膊肿得明溜的，累得连拿筷子的劲都没有。
一九八二年秋天，俺家的瓦房盖好了。盖房子的师傅走后，我和弟弟在软湿的地上又扭又唱：能住上大瓦房了，能住上大瓦房了。那种激动、那种喜悦不亚于今天买彩票中了大奖。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眨眼之间，邻居们的土墙草房都换成了浑砖的大瓦房，俺家的土墙瓦房由鹤立鸡群变成了鸡立鹤群。一九八六年秋天，俺家老宅子上的两间矮草房也变成了三间砖瓦房，父亲勾着的头自然的昂了起来。房子完工那天，年近半百的父亲“老夫聊发少年狂”，亲自点燃了那挂长长的鞭炮。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民的腰包越来越鼓，对住房的需求也越来越高，楼房仿佛雨后的春笋，一栋一栋“噌噌”地朝上冒。2015年，我和弟弟共同出资，推倒老宅子上的瓦房，盖了四间两层的楼房，进深十二米，宽四米，客厅大得能拉好几桌。三伏天，前后门窗打开，风“嗖嗖”的，比空调还凉快还舒适。春节回家过年，再也不用愁住的问题了，真好。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我相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咱们农民的生活还会越来越富裕，咱们农民的日子还会越来越滋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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